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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出版家孙绳武逝世曾为读者过滤不良文学

2019-10-09 20:54:04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着名出版家孙绳武逝世 曾为读者过滤“不良”文学

  着名出版家、翻译家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孙绳武

  着名出版家、翻译家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孙绳武于2014年6月9日逝世,享年97岁。

  孙绳武又名孙玮,1917年生,河南偃师人。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、1960年入党。他194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商学院,主修俄语,后入中苏文化协会编委会任职。1947年转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工作。1949年进入时代出版社,从事编译业务,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,历任总编室副主任、外国文学室主任、1978年任副总。他是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创建人,《外国文学季刊》的创办者,是制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个外国文学选题规划的主持人。

  从1953年到1983年的三十年中,在他的领导下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达一千六七百种。他不仅重视出版外国高品位的文学图书,而且出版格调高雅、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外国文学作品。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,反复研究制定了《外国文学名着丛书》、《外国文艺理论丛书》、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》计划和"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"、"日本文学丛书"、"北欧文学丛书"等,还组织出版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们的作品全集、文集、选集,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马雅可夫斯基选集》、《高尔基文集》、《泰戈尔作品集》、《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》、《普希金选集》等。此外,他也十分重视理论研究,先后主持出版了《罗摩衍那初探》、《印度印地语文学史》、《西方美学史》、《欧洲文学史》等重要作品,同时还出版了《马恩列论文艺》等图书15种,各国文学史20多种。文艺理论专着如《拉奥孔》、《歌德谈话录》和《艺术哲学》等50多种,各国文学史20多种。

  他翻译和与他人合译的作品有《卢笛集》、《希望克梅特诗集》、《吉洪诺夫诗集》、《巴努斯诗选》(均为杨卡·库巴拉着),《人》、《莱蒙托夫传》、《普希金传》、《托尔斯泰评传》、《高尔基传》(均为梅热拉伊蒂斯基着),《俄国文学史》(与蒋路合译)、《谈诗的技巧》(伊萨柯夫斯基着)等,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

  七十年代后期,他又亲自组织制定了"文革"后的第一个外国文学出版规划,为"文革"后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他从事外国文学工作六十余载,经他策划、、出版的图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离休后他仍关心外国文学出版事业,积极参加各种有关的社会活动。

  孙绳武1987年4月离休,曾荣获第四届中国韬奋出版奖,2012年被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评为首批"名家"。

  新式教科书,开首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

  我六七岁的时候,家里被抢过一次。记得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在前院玩,突然她抱着刚刚吃过奶的弟弟,拉起我就往后院跑,经过堂屋时,听见我爷爷在大声嚷嚷,后来才知道是家里被抢了,家里的现金,祖上传下来的10多块怀表都被拿走了,爷爷好像还挨了打。

  那时候军阀混战,一些杂牌军脱了军装,拿了枪到有钱人家抢劫是常有的事情。我家在本县算是比较大的地主,爷爷是一生不事生产,父亲有过一段少爷生活,北伐时期参加过国民党,终究还是回了家乡。

  在我父亲那一辈时家里平均每个人有100多亩地,但因为不懂得经营,加之杂税太多,很快就衰败下来。抗战开始,我们家就很窘迫了,父亲名下只剩下100多亩地,却有5个儿子要养活。这种环境导致我不能像父亲那样靠吃租子过活,得通过上学来获得谋生手段。

  家里被抢之后不久,爷爷觉得大地主在小城市不安全,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开封,生活费是由父母在家收了租子寄过来。我在开封上的是新式学堂,学的是新式教科书,记得课本最开首是五个汉字: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,而不是像我哥哥他们那样,第一课学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高中以前我的理想也不过是想着以后去当教师或者做个。

  1974年孙绳武(右三)、王家骧、王之梁到黑龙江大庆搞“三结合”,撰写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前言,与大庆工人合影。

  “大学教授里,有许寿裳,有李达”

  1931年,北方的局势已经很坏了,当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在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怒潮。“一二·九运动”时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,我班上有几个同学是它的成员,他们发现我喜欢看进步书籍,就介绍我加入了先锋队,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组织的观念。

  那个时期的青年人对苏联都有很大向往。听说当时有一部苏联电影《出路》,在东华门的儿童电影院放映,楼上楼下都挤满了进步青年,而且他们在放映前齐声唱:“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,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”想必他们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,但有很多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慢慢地又去过平淡的生活了。

  但凡在高中成绩优秀的同学都倾向于报考理工科或者是英语系,如此便容易找工作一些。我则对社会主义国家很向往,希望将来能做介绍苏联文化的工作。而那时候,只有两三所大学有俄语系。

  1937年的时候,在西安有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、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,那里的商学系有俄语专业。这所大学里有一些左翼的教授,比如鲁迅的好友许寿裳,也有李达那样知名的左派教授,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,我都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,毕业到重庆后更倾向于苏联共产主义。

  美国现代知名作家赫尔曼·沃克八十年代初访华时,与孙绳武合影。

  分享共产党员戈宝权的秘密

  在重庆,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曹靖华,他是着名翻译家,曾经在我们的陕西联合大学教俄语,但是掌握教育部的国民党认为他不可靠,就把他给解雇了。曹靖华1938年底来到重庆,被请到中苏文化协会做理事,有人劝他建立一个编译委员会。实际上后来这个编译委员会总共也就三个人:曹靖华领导,叶以群是,我是助理。

  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其实都是国民党人,苏联大使馆和国民党都为它提供活动经费。这个协会的成员有国民党、共产党,也有像我这样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,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普通人。说得好听一点,这儿算是对苏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。

  戈宝权那时从苏联当回来,在搬迁到重庆的新华社做。这个报社是受国民党监控的,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戈宝权是共产党人,他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,所以他常常来中苏文化协会找我们玩。我和他年岁差不多,又都喜欢文学,许多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。

  因为他的特殊身份,他连住的地方都不告诉别人,后来领导要他从重庆经香港坐船去北京工作,所有人都不知道,有一天我们一起吃完饭,他约我去他住的地方坐一下,我才知道他住在他的叔叔戈公振曾经住过的房子里,那里有很多俄文书。他在送我上电车回家的路上,才对我说:“我要离开了。”我也是谨慎的人,知道是上级要调他走了,所以也并不多问。

  10多年之后,戈宝权从苏联回来做外交工作,主要研究俄苏文学,而我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俄苏文学,我们才又相聚在一起。

  苏联人的出版社工资发美元

  从1945年起,苏联开始加大它在国外的文化外交工作,所以在上海以侨民的名义成立了时代出版社,这个出版社直属于苏联宣传机构塔斯社管理。在它成立之初,日本还没有投降,苏联也还没有对日宣战,因此苏联要在日本包围的中国租界建立这么一个出版阵地。

  时代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有系统地在中国找人翻译俄国古典文学作品,更多的还是以苏联与德国作战为主题的书,比如《日日夜夜》、《宁死不屈》等等,通过这些书宣扬苏联的建国经验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。我在重庆感到国家必须要走类似苏联的道路,就在戈宝权介绍下来到这家出版社工作。

  当年通货膨胀很厉害。时代出版社算外资机构,给我们发美元当工资,我当年的收入是每月70多美元,用美元去买东西,价格相对稳定一点,但因为整体的物价变幻莫测,也是惶惶不可终日。

 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,塔斯社给我们发工作人员的卡,表示这些人是苏联塔斯社聘请的人,由他们负责。有做地下党工作的同事被国民党逮捕,最后还是共产党组织找人去疏通关系把那个人给保了出来。所以在这儿工作并不是那么安全,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应该留下来向国民党统治区里的人介绍苏联文化。

  1949以后,中国开始禁止外国在国内建出版社。1953年时代出版社关闭了,苏联人当时很想不通:我们一直支持你们的革命工作,为什么要把我们关闭?后来,他们把时代出版社的所有权移交给中国,社里的工作人员也重新进行分配。一批人去了商务印书馆,另一批人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  在北京,替人民过滤“不良”文学

 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冯雪峰,他请了冯至、曹靖华等四个人来做副社长,从冯雪峰开始,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单是介绍“五四”以后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名着,也开始介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典名着。

  1957年“大跃进”的时候,各个单位都搞整体规划。我们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,提出了一个“赶超日本”的口号,做了一个二三千页的出版计划书,非常详细,包括作品的内容简介、艺术风格、主题思想和倾向性等等。

  紧接着就到了“反右”,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断开冯雪峰的批判会,但是他后来还是继续在出版社领工资,只是不担任具体职务,有时候帮我们看看稿子。他的身上有浙江温州一带人的那种“介乎耿直、固执、顽固之间”(鲁迅语)的性格,在出版社有鼓舞人的力量。在他被打成“右派”之后,我担心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怎么办,后来,周扬调来了冯雪峰的朋友巴人接替冯的职位,大家也都继续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,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,现在看来,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,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。比如有一本书,讲的是两个红军休假回部队,路上经过一个小镇,就到当地的妇女家中去描写得比较刺激露骨,而我们觉得红军是很神圣的。

  再有些美国小说中许多反映社会青年处于悲观失望状态,它除了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之外,还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负面影响?我们就作出分析,附加在书的前言后记中,说明作者的动机是希望改进这个社会。

  50年代中期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完整的《金瓶梅》,但只有研究专家、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具备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才能买到。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出这本书了,而我仍然认为这本书的流传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。

 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就是如此,强调组织、强调政治性。

  1917年生于河南偃师,1949年进入苏联背景的时代出版社,从事编译业务。195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,先后任第三室和外国文学室主任、副总,1983年退休。193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,译有白俄罗斯着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《芦笛集》,伊萨科夫斯基《谈诗的技巧》等,50年代与蒋路合译了在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中有重要影响的三卷集《俄国文学史》。

  “文革”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“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、“日本文学丛书”、“北欧文学丛书”、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泰戈尔作品集》、《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》、《普希金选集》、《罗摩衍那初探》、《印度印地语文学史》、《西方美学史》、《欧洲文学史》等重要书籍的翻译出版。曾获得过韬奋出版奖和彩虹文学翻译奖。

  2014年6月9日,孙先生逝世,享年97岁。

  ■手记

  孙先生的两个孩子不幸都是聋哑人,但他说自己仍希望子女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自己,能够多施于人,为别人服务。

  此前不久,看到李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《了不起的女儿》,文中便记述了孙先生的女儿细心照料父亲的情景。我去的那一天,碰巧她不在,孙先生说沙博理(中国籍美国翻译家)的孙女要结婚了,作为老邻居老朋友的女儿代表家人给他们帮忙去了。

  孙先生夫妇两位老人在家行动都不甚方便,女儿在去给别人帮忙的当儿,给父母买好了速冻水饺等食物放在冰箱里,“千叮咛万嘱咐”妈妈一定要把碗留在水池里等她回来洗。转述着子女孝顺的事迹时,做母亲的脸上尽是欢颜,一旁的父亲也含笑颔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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